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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圣人白银一清pos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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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我想单独用一期节目来聊聊曾国藩一生的圣人财务状况，他到底是圣人一个清官还是贪官？他也收受“陋规”，也按照官场潜规则给别人送礼，圣人这难道不是圣人辱没了圣人的名声吗？为什么清朝官场贪墨成风，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独善其身？我们仅仅从个人道德败坏来考量，圣人是圣人无力解释的，那到底是圣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，造成了这样的圣人局面呢？
要说曾国藩一生的财务状况，我们分成三部分来说，圣人第一部分是他12年的京官生涯；第二部分是他组建湘军帅兵征战的这段时间；最后是从他出任两江总督，一直到他死在总督任上的这最后12年。
▌穷京官
先来说他的京官生涯，1840~1852年，这12年的时间里，如果用一个字总结曾国藩的经济状况，那就是穷，有这么一个故事：
话说曾国藩在进京当官之前，和自己的亲戚们一一拜别。他有两个舅舅，大舅连房子都没有，住在山洞里。二舅虽然有房子，但也是东倒西歪的茅草房，两个人生活都非常的艰难。
曾国藩临走的时候，二舅送出几十里路，拉着他的手说，如果将来外甥你做了地方官，一定让我去给你当几天的伙夫，让舅舅这辈子也能吃上几天饱饭。曾国藩听着这话心里相当难过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可是曾国藩进京为官多年，却完全没有能力接济他们，一直到舅舅贫病而死，都没能沾到这个外甥一丁点儿光。如果他不是对这两个舅舅毫无怜悯之心的话，那就是他真的是穷。
曾国藩入京为官翰林院检讨，相当于今天一个博士毕业生，被分配到国务院政策研究办公室当一个副处级研究员，帮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领导起草文件，虽然面子上很风光，但是工资收入却是非常低的。清代官员之穷，真是令人难以想象。
曾国藩一年的俸禄是120多两银子，一两银子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200块钱。也就是说曾国藩年薪2万4，一个月的收入才有2000块钱。今天一个年轻人在北京拿这个收入，他要怎么活下来呢？
知道了他的收入，我们再来看他有哪些开支。
首先是住房，古代是等级社会，讲究体制的威严。作为朝廷命官，你的住房必须要符合官制威仪，你说和老百姓挤在一起，租个地下室凑合一下是绝对不行的。你再怎么也要住一个独门独户的四合院。于是曾国藩就租了一套中等还偏小的四合院，一年的租金都要160两。也就是说他一年的工资全部拿来租房子都还差40两。
其次，官场当然讲究社交，更何况京城之地全国精英都汇聚于此，基本上天天都有宴席，而且按照规矩，别人请你了你不能不去，而且你还得回请，否则你就不是圈子里的人。这些花销一年下来怎么也要100多两。
再有，买衣服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。京官出入宫廷，穿着必须体面，这也是国家体制要求的，你再节俭，在官派威仪上也绝对不能含糊。而且我们经常看到电视上皇帝赏赐大臣黄马褂，顶戴花翎。
我们都以为是皇帝直接给实物，其实根本不是，只是赏赐给你穿戴的资格，完了你还要自己去买。一个双眼的孔雀花翎当时就要100多两银子，这可一点儿都不便宜。曾国藩入京为官第一年，花在衣服上的钱就500多两，这可不是因为他爱打扮，臭美，而是他不得不这样做。
所以我们就简单看下这几样大的开销，曾国藩的工资最多也就只能覆盖一个零头。这并不是他个人这样，而是所有的大清京官都是如此，当京官还得赔钱。那这么高的财政赤字怎么办呢？
在曾国藩点了翰林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请假回家，一方面当然是当官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回去筹钱，筹集日后做官的资本。
怎么筹钱呢？就是登门拜客，作为新科进士翰林公，前途那是不可限量的。所以亲戚朋友，都会送上几两银子的贺礼。除此之外，就是各地官员，彼此都要在官场中生存，关系网当然重要，多个朋友多条路嘛，所以官员更愿意慷慨解囊。
最后，凡是湘乡老乡开的店铺，曾国藩都一概拜访到。在传统时代，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，谁也不敢得罪新科大老爷，恭恭敬敬的把钱送上，这也算是赤裸裸的敛财了。
曾国藩走遍了湖南省，所有亲戚，知县知府衙门和湘乡县商人都拜会到了，花了近一年的时间，走了3000里路，总共筹集了1500两银子，相当于30万人民币，虽然已经不少了，但这远远不够他在京城这么多年开销的，又怎么办呢？那当然就要说到灰色收入了。
说起晚清的腐败，同学们应该都听说过“冰敬”“碳敬”这些名目。清代地方官有的是办法搞到钱，但是你到京城来办事儿，那你就需要用些名目给京官送些钱。冰敬就是夏天天气热，你那这个钱买点冰消暑。碳敬就是冬天冷，拿去买点碳取暖，也就是降温费和取暖费吧。另外办完事儿要回去了要给“别敬”，逢年过节有“年敬”和“节敬”。每次也就几两，十几两，不是很多。
这些认真的说，确实是官场腐败的一部分，但这也是公开的京官收入的一部分，没有听说过谁会拒绝这些小小的“灰色收入”，包括曾国藩在内。
但是即便有这些，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依然是过的非常穷困，还是需要不断的借钱，最多的时候欠着外债1000多两银子。
我们之前就提过，清朝不管是公务员还是军队，都施行低薪制，工资非常低，真的是温饱都不够，这表面上看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，其实是在惩罚那些奉公守法的廉洁官员。朝廷也知道，如果官员不取之于百姓，必然饥寒。所以国家对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就让大清朝的贪污腐败成为了公开的必然。
曾国藩和其他京官一样都收受“冰敬”“碳敬”。但有一点他不一样。就是很多京官都借用职务之便，帮地方官在京城办事，收点回扣，但是曾国藩从来没有做过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。
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他30岁立志做圣人，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，使得自己金钱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从此开始艰苦卓绝的砥砺前行。
在有关曾国藩的文献中，没有发现任何他徇私舞弊的记载。但是因为困窘的生活，确实也让他经常为钱发愁。
从这些事情当中，我们并不能说人的本性有多贪婪，这只能说明清朝财政制度是何等的扭曲，让遵纪守法的官员要面临何等巨大的经济压力。
后来曾国藩10年7迁，傲视群曹，做到了侍郎，也就是副部级的高管，他的年工资也涨到了620两，但是不伸手捞钱的曾国藩仍然不富裕。
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说的吗？他在京城上疏得罪了咸丰，又得罪了权贵，整个北京官场的官员都对他敬而远之，这让他萌生退意。他在家书中说了几次不想在官场混了，打算回家服侍老人。但说是说，一直都没有行动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竟然是堂堂一个副部级高官拿不出回家的路费，走不了。
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曾国藩因母亲去世，回家守孝，结束了自己的京官生涯。但是他在京城欠的那些外债，一直到他离开北京12年之后，也就是坐上了两江总督的高位之后才有能力全部还清。
看到这些史料，真是令人唏嘘。
▌不要钱的“大帅”
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阶段，1853~1860年，统领湘军时期。
当年在京城，曾国藩就立下了“不靠当官发财”的铮铮誓言。但是作为一个穷京官，也没啥发财的机会。可是带兵打仗，那可就大不一样了。
之前我们说，为了获得战斗力，增加凝聚力。湘军采用的是“厚饷制”，高薪养廉。
虽然说是厚饷制，但湘军整体远远比正规军省钱。从1850年到1853年，朝廷集结了9万正规军对付太平天国。两年多的时间，花掉了2500万两的军饷，还啥成果都没有。而湘军呢，最终发展壮大到12万人，苦战了12年，总共才花掉了2900万两。相比之下，湘军军费的利用效率是非常之高的。
湘军将领的收入是正规军的6倍。曾国藩作为最高统帅，一年的净收入在5000两白银左右。
更何况湘军的军费全部都是曾国藩自筹，他对这些收入当然有绝对的支配权。再说了，最后剿灭太平天国，报销了3000万两的军费，只要他愿意，从中搞个几百万两那还不是易如反掌。
但是曾国藩带兵之后，他往家里寄的钱，不仅没有增多，反而更少了。之前给家里每年寄200两，现在反而少了一半，只有100两了。
为什么呢？有这么两方面的原因：
一是曾国藩出山打仗的时候就发过“不要钱，不怕死”的誓言。他要在金钱方面做一个表率，因为有这个誓言在，他就不可能往家里大笔的寄钱。而且他深知廉洁才出战斗力，所以他非常注重军队中的廉政建设。
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曾国藩的金钱观。他认为奢侈的生活不利于自己子孙良好的成长，只有从小懂得约束自己的人，将来才能成大器。而且如果孩子有出息了，就算没有我的钱，他也能生活得很好，而如果孩子顽劣不堪，我多留一分钱，就助他多造一份孽。
所以这是从家庭教育的角度考虑，担心金钱会使家风败坏。
那不往家寄钱，他带兵这么多年的积蓄都花到哪里去了呢？竟然是直接用于军队的开支甚至是捐赠给地方用于公益事业了。像他这样宁肯把钱给捐了，也不寄回家的人，确实非常的少见。
后来曾国藩被解除兵权蛰居守孝在家，一方面他想通了，我可以用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但我不能用这个标准去苛责别人。这世间的潜规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荡清的，想要团结更多的人，自己需要一定的和光同尘，同流合污。
另一方面他看着自己的亲戚们日子过得非常困难，想到父亲生前操持这个家的不容易，百般拮据却没向他这个儿子开口，他也非常的难过。再次出山之后，曾国藩放开了对曾国荃的经济约束，这个亲弟弟也就替自己成为了曾氏家族经济上的最大支柱。
此后曾国藩对于湘军将领那些发财的想法就都放宽了许多，但是他对自己呢？依然恪守自持，不拿一分钱的公款。
▌整顿吏治
最后一个阶段，就是1860~1872年，曾国藩人生最后12年的总督生涯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就可以接着上期的故事继续说了。
1860年，50岁的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。此前十余年，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、安徽、江西都是太平军和清军的主要战场，在双方的交相摧残下，这个原本最富庶的地方，此时已经是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。
想要解救百姓于倒悬，曾国藩认为第一当然是收复领土，第二就是澄清吏治。如今曾国藩已经是一方大元，有能力对吏治动刀了。
湘军上下早就盼着曾国藩出任总督，这下子当然是欢欣鼓舞。他料到全军上下一定会对自己的上任大搞欢迎仪式，新官怎么“亮相”这是任何时代都需要斟酌的问题。
于是曾国藩给湘军将领写了一封信，严禁他们搞任何的迎送仪式，从此曾国藩到哪里，这条规定都被严格执行。这封信可以说是他整顿吏治的第一份宣言书。他用这个举动给自己的总督生涯开了个好头。
另外，作为总督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，就是如何处理下属送礼，身在官场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礼不仅仅代表金钱，还代表这人情，一点不收，就意味着不近人情。所以曾国藩的做法是收，只挑其中价值最轻的收。
比方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第二年，他的家眷就从湖南跟着他搬到安徽来。现在一大家子住在一起，肯定需要一些铺盖家具，于是庐州知府就特意准备了大批的日用物品，送了过去。林林总总，无所不包。
官场的规矩就是由驻守在省城的地方官为总督布置总督府，现在东西也送来了，也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啊。结果曾国藩再三感谢之后，从中挑了最便宜的7张草席收下了，其余的尽数退回。
还是这一年，曾国藩过生日，大家纷纷前来祝寿，但是谁知道大老板的脾气，所以都不敢送礼。但是湘军名将鲍超才不管这些，扛着16大包礼物就来了，其中各类珍奇异宝。曾国藩笑着让他全部打开来看看，细细浏览了一遍之后，从中选了一顶绣花小帽收下了，其余的一概奉还。
鲍超也无可奈何，扛着16大包东西回去了。
不迎来送往，不大吃大喝，不收受礼物，这些对于吏治来说虽然重要但都是小节。整顿吏治最核心的举措在于挑战“陋规”也就是灰色收入。
说到这里，我们来看看曾国藩这个级别的官员，总督的收入情况。
首先当然是法定工资，一年只有150两，折算成今天的月薪就是2500人民币，很有意思的是按照我们今天的《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》，省级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也是2500，和清代是一样的，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巧合。
但这仅仅只是最基本的工资。从雍正时期开始，皇帝给总督们特批了一笔重大补贴，叫养廉银，就是高薪养廉的意思。这笔钱是多少呢？一万八千两，折合今天人民币300多万。
这已经很多了，但只是总收入的一个零头。真正的大头就是这个陋规，各级下属的进贡。每个级别的陋规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大致数目，总督一年大约是18万两到40万两，也就是3000多万到8000万人民币，这当然是一笔巨款。
这么天大的一个数字，皇帝难道不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但是皇帝对这个事儿也没办法。为什么？又是因为清代的奇葩财政制度，说起来同学们肯定觉得匪夷所思。
当时督抚衙门之内，有正式编制的只有总督和巡抚两人，只有他们两个是拿工资的，其他所有人的开支都要督抚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就好比说我们今天的省委书记，围绕配合他工作的有秘书长和整个省委办公室，以及后勤保卫等等一大套的行政班子，这些人全部都是国家公务员，工资由国家承担。
而清代总督府内，什么师爷、幕友、书吏、仆役、家丁你爱雇多少你就雇，反正你自己负责，国家不管。这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，但当时这就是国家制度。
而且除了人员工资之外，还有所有的办公费用，甚至是督抚与皇帝之间通信，专人往返护送奏折和圣旨，这些费用也全部都要由督抚来出。林林总总加在一起，张宏杰帮算了个账，大概需要6万两左右。所以总督的工资加上养廉银肯定是远远不够的。
于是其中的差额就催生出了陋规。我们之前做道德判断，以为陋规完全是贪腐的产物，但其实根本原因就是上级办公经费不足，不得不向下级收钱。那这个钱一层一层往下，最终自然就全部落到老百姓头上。
所以陋规就是一种变相的财政制度，你不收你连工作都开展不了。即便是大名鼎鼎的清官林则徐，在1846年任陕西巡抚的时候，当地发生了大灾荒，粮食大幅减产，就连军队的军粮都停征了，但是他该收的陋规依然还是要收。要不然他的整个巡抚衙门都没法正常运转。
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虽然陋规因“办公经费不足”而生，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变得越来越丑陋。具体收多少，完全就由各级官员的良心做主。但是良心道德这种东西是不可依恃的，贪婪是人的本性。就拿总督这个职务来说，本来一年收6万就够了，但是一届收得比一届多，最后就达到了二三十万两之巨，那除了办公所用之外，其余的就全部进了私人口袋。
曾国藩就任总督之后，以身作则，拒收了大量的陋规，并且为削减税负，裁撤陋规实施了一系列的举措，这对澄清两江吏治起到了重要作用，有效的促进了当地战后的经济恢复。几年之后两江地区重现繁荣，曾国藩的一系列措施功不可没。
有一位西方传教士，亲眼目睹了当地的战后重建工作，他说：“这里的破坏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，然而，这里恢复速度甚至让那些一贯诋毁他们的人也感到吃惊，并转而赞誉很被人瞧不起的中国文化所显示出的复兴活力。”
曾国藩故居
▌独一无二的总督
曾国藩就任总督之后，收入增加了很多，但是他的个人生活水平竟然变得更差了。
从穿衣上来看，他在京城的时候因为要进宫见皇帝，所以对官服是很讲究的。每年都要花几百两来置办衣服。但是现在他是当地最大的老板，面对的都是自己的下属，所以他的穿着甚至是简单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。衣服破旧，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。
在吃的方面，那就更了，一次曾国藩宴客，上菜竟然是用破瓦盆，不用说什么山珍海味了，就连像样的餐具都没有。
作为曾国藩的亲属，也真是够悲催的，什么物质上的享受都别想。他的妻儿在老家生活很窘迫，曾国藩就任总督之后，兴冲冲的来到安庆，想着在总督府应该可以过上好日子了。谁知道比乡下过的还不如，曾家的女人，所有家务劳动都要亲力亲为，家务活从早干到晚都不得休息。
欧阳夫人觉得人手不够，就买了一个女仆回来，曾国藩知道后大为生气，只好把女仆送人了。
所以也不得不说，和曾国藩这个天底下最刚强也最顽固的老人生活在一起，确实很痛苦。
如此清苦的总督家眷，大清天下肯定是找不到第二家了。
▌同流合污
既然这么说，曾国藩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清官喽？那为什么他没有因清廉而留名后世呢？因为他还有另外一面，就是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的一面。
首先，对于官场上的应酬，曾国藩照样参与，该拜客拜客，该戏酒戏酒，与大家别无二致。
其次，对于那些“冰敬”“碳敬”这些灰色支出，他自己当过12年的京官，所以知道这些钱对于京官来说意义何其重大，所以他对此出手也很大方。
在1868年，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，需要进京面圣。这次他带了两万两银票，其中1万4千两，相当于300万人民币，都散给京城的官员们。
还记得上期节目我说曾国藩报销3000万两军费的时候有个插曲吗？是这样，当时报效费用需要经过户部审查，按照规矩户部需要收一笔部费，大概按照1.3%，也就是将近40万。这个数字太大了，吓了曾国藩一跳。于是派人与户部几经协商，最后谈到了8万两，可见户部是做出了极大的让步的。
可紧接着，曾国藩急流勇退，自剪羽毛，裁撤湘军，朝廷很高兴，就特批湘军军费不用户部审查直接予以报效。那按道理来说这8万两当然就不用给户部了。
但是曾国藩决定，虽然现在不用户部审查，但是之前已经谈好，以后也要与户部打交道，所以这8万两，照给不误。
所以曾国藩同流合污的一面也表现得非常明显。
▌“遗产”
最后，我们再来看看曾国藩身后留下了多少遗产。
按照我们之前所说的，每年的合法收入在加上平均每年少则十几万两的陋规，他干了12年的总督。刨去开支再怎么少算也应该有几百万两吧？
但是最终，他的遗产竟然连百分之一都不到，只有一万八千两。那怎么会差这么多呢？钱都去哪了？
首先正如我们之前所说，他拒绝了很多的灰色收入，不管是送礼还是陋规。每年他大概只收三四万两，而远远不到十几万两。
再有就是他把陋规收入全部归到一个小金库当中，完全用于公务支出，而自己的养廉银则用于自己的生活和私人社交，在他心中公私分明。而且陋规就算有结余，他也坚决不入自己的口袋。
比方说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的时候，小金库里还剩一万多两白银，其他官员的做法都是装进自己腰包带走就是了。而曾国藩则交代儿子，把这笔钱想办法捐掉，而且还不准留名。他曾说，我不愿意名气大，特别是不愿意享有清官之名，这不利于做事。
曾国藩死后，这一万多两遗产，仅仅只够办他的丧事，而且遵照曾国藩的遗训，丧事不准收一分钱的礼。他一生真的就没有留任何的金钱给子孙。
他去世之后，曾家就断了最重要的经济来源。五年之后，他的儿子因为家人病重，没钱医治，找人借钱。左宗棠知道这个事情之后，送去了300两银子，还写信给自己的儿子说，中兴元老之子，竟然饥困如此，足见文正之清节。
▌曾国藩的选择
我们纵观曾国藩的一生，他的为官风格十分独特。一方面，他确实是一个清官，货真价实，问心无愧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他又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贪官，表现出我和你们所有人都是一样。
在中国人的眼中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，一尘不染，清到成为海瑞式的“自虐狂”，才叫人佩服，曾国藩确实没有清到这个程度。因为他的志向根本就不是做一个“清官”，而是要成就大事。
海瑞式的清官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宁折不弯，对事实存在的潜规则决不妥协，所以他拒绝一切灰色收入，工资不够花，我就自己种菜吃，就连偶尔买几斤肉，都能成为轰动性的事件。
但是这样的一清到底必然成为官场上的公敌，无法与他人配合。海瑞的清，必然反衬出别人的不洁、因此他一生都受到官场排挤，无法调动任何可能的力量，办成任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事。
曾国藩不想成为这样的清官。他刻苦自励，全力内圣，是为了达成外王之业。因此他做事更加看重效果，而不在意虚名。因此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，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。他的选择，远比做一个清官要来得更加复杂而沉重。因此，他才具有这么大的力量，才能成就那么大的事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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